对一个心智还不成熟的高中生来说，老师、家长的表扬与肯定，简直像ICU的强心剂一样有起死回生之效，而批评或忽略，也颇有拔管断气之虞。很多天资聪颖的同学，成绩或上或下或高或低的原因或在于此，好像大家是为老师、为学校而读书似的。

    记得刚到震泽中学，教物理的张国元老师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。摸底考试，我得了100分，其中一道力学题，我把示意图画到试卷反面，占满了一张A4纸。张老师阅卷时大喜，常拿此事教育其他同学。张老师是震泽本地人，家住学校河对面的小弄堂。听镇上的女同学说，张老师妻子非常美，像一位电影明星，我们几个唐突的女生便在晚饭时分跑去他家门口围观，结果张老师拿出家里长凳子小椅子招呼我们就座。

    隔壁班的女同学沈红梅，英语和数学成绩拔尖，我一直羡慕她天赋好，但她告诉我，她来震泽中学前数学并不好。一次考试，班主任李金根老师偶然表扬了她，她大为感动，内心暗暗发誓，谁对她好，她就好好上谁的课。红梅说，李老师看到戴力行先生早读课“每日一诗”，唯恐自己班的学生落后于人，竟凭一己之力，开启数学老师教语文的模式，给学生抄写名言佳句。

    高三时，陈蓉初老师教我们物理。陈老师声音又高又尖，讲课条理清晰、妙趣横生。可是他眼睛一瞪，我脑海里总浮现出张国元老师和蔼可亲的样子，甚至不想做陈老师布置的作业。陈老师偶尔笑眯眯夸我有进步，又让我受宠若惊，顿时喜笑颜开。

    1982年高考一结束，从校长到班主任，从主课老师到体育老师，似乎人人摩拳擦掌，个个不眠不休，逐个找我们核对答案、预估分数，为大家量身打造高报方案，冲刺全国第一流重点大学。填报志愿的时候，马铁枢校长更是具体落实到谁报考清华大学、谁报考北京大学、谁报考中国人民大学、谁报考复旦大学、谁报考南京大学等，确保全国顶尖大学都有震泽中学的学子。那个年代的学生及家长，对学校报以无限信任，家长甚至觉得把孩子交给学校比交给自己还放心；二来，家长自认农民工人出生，没有什么见识，几乎是感激涕零地视学校的建议为最好的安排。

    果然，1982年震泽中学捷报频传，150名同学中，70%的同学达到了录取分数线，其中一半是重点大学分数线。马校长运筹帷幄、苦心积虑规划的十几名同学，几乎都考上了理想中的北大清华复旦人大，还有七八名同学被保送了南京大学。这一年的震泽中学，几乎是一战成名。建校59周年的震泽中学，一身荣光。

    夏丏尊先生在翻译《爱的教育》时，说过这样一段话，“教育之没有情感，没有爱，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。没有水，就不成其池塘，没有爱就没有教育”。震泽中学的老师们，用他们的爱心与知识、汗水与时间，甚至健康与生命，担当起了“爱的教育”四个字。

    学校在1982年的高考中创造辉煌，而顽劣骄傲的我马失前蹄，自以为得心应手的作文意外失分。高考前，马校长征求我意见，保送我上南京大学的古汉语文学专业。我在无知中婉拒了，辜负了马校长和老师们的厚爱。

    1983年我改考文科，“高四”班主任、语文老师詹希儒先生千叮咛万嘱咐，谨慎审题，作文宁可平庸一点，不可追求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。时年我高考总分509分，语文90多分。马校长给我定的目标是冲刺复旦大学新闻系。遗憾的是，我的高考分数过了复旦大学的分数线，却没有过新闻专业的门槛，最终与复旦失之交臂。

    几经辗转，我被詹希儒老师的母校录取，专业是首次引进中国的旅游经济管理。彼时刚刚改革开放，国家亟须对外交流服务人才。我听了詹老师一半话。时光荏苒，我离开旅游行业，改换门庭进了媒体单位。

    作为一名震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，1979年入学时，我带着吴江中考第一名的光环，收获了各科老师的偏爱。1981的作文获奖，震泽中学又给了我人生中的最高光时刻。也许应了张爱玲所说的“成名要趁早”，几十年后师生相聚，毛福源校长还要提起往事，不吝给予我最大的赞美，使我十分惭愧。值震泽中学百年校庆之际，写下此文，献给母校所有的老师和同学，遥寄我对母校的不尽深情。

    （吴丽琴，震泽中学1982届毕业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