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说，少年是一个人最美好的时光。

1957年秋，我这个又瘦又黑的农村少年走进了震泽中学的大门，从此，我与震泽中学结缘，度过了从初中到高中的六个春秋。这六年的学习和生活，使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农村孩子成长为一名高中毕业生，还顺利考入了全国外语最高学府——北京外国语学院（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），这与老师们的辛勤教学是分不开的。

震泽中学的老师不但学问好，对学生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。每天早晚自习课，总有老师在你身边走动，如果你有问题可以随时得到解答。他们也是“上有老，下有小”，但他们做工作从来不懈怠。沈蕴真老师由于家庭变故，一个人带着一双儿女生活。那时她工资微薄，经济上真是捉襟见肘，但她从来没有喊过苦，从来都是兢兢业业，守护着每一个学生。其他老师工资收入也不高，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因困难而面临辍学的同学。

我们同学一提起母校，几乎都要说到一个人：马教导马铁枢。他像一位管家一样管理着学校的教学和日常事务，用现在的话说，马教导就是一名CEO。他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，最后一个离开。他每天把教学安排写在办公楼前的黑板上，各年级各门课程的进展，乃至每位老师的身体状况他都了然于心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因为偶然的机会回到母校，马教导见了我真是喜出望外。为了鼓励学生学好外语，他还把几个班的学生集中起来，让我给他们讲学外语的体会。原本心里有点发怵的我，在马教导的鼓励下讲了一节课。那天讲到母校对我的培育之恩，我话语哽咽、眼里噙着泪水。

母校对同学们的课余爱好总是很支持的。记得学校还举行过一次书法比赛，我练了柳公权的玄秘塔碑，还得了个一等奖。我的信心更足了，报名参加了学生会黑板报“震中园地”编辑和书写员的招聘，还被选上了。就这样，我为这份“校刊”工作了六年，也算是“老资格”的“媒体人”了。我这点“雕虫小技”在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甚至到了使馆文化处，这些技能还派上了大用场。写写画画是手到擒来，没有人敢说“文化处的人没文化”。

小时候，我的一个梦想是“和大鼻子说说话”，这一愿望在震泽中学得以实现。学校从初一就开设了英语课，愿望的驱使，让我每一课都认真听讲，每一个单词都倒背如流。我被选为班里的英语课代表，上下课，我总是骄傲而嘹亮地喊“STAND UP”“SIT DOWN”，还带领同学唱英语歌。1963年高考填志愿，我征求班主任金本中老师的意见时，他几乎是脱口而出，“你填个‘北京外国语学院’吧。”

正是震泽中学培育了我学英语的“底气”，让我来到了北京，来到梦寐以求的大学。回忆起这些，我总忘不了母校，忘不了震泽中学，忘不了震泽中学的那些老师和他们身上平凡而又不寻常的故事。我想，一辈子做好一件平凡的事，那就是伟大吧！